2024年，什么样的环保企业才能扛得住、活得好？
“果实低垂”的时代结束了，“容易的钱”也不好赚了。在行业转折的关键时刻，必须告别无用的悲观主义，坚定全行业的信心。而信心的来源，则在于对信息的充分占有和深度剖析。同时，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乌卡时代”，企业家精神也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激发环保企业的内在潜能和奋斗精神，才能顺利实现产业转型，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岁末年初，正好又是制定年度战略规划的时候。1月10日，中国环博会举办了“第六期环保CEO圈享会”，以“浪潮交叠，企业家向前”为主题，力邀百位环保CEO参与，希望通过多维度的信息交流，探讨浪潮交叠中的行业新机会，为企业制定新一年发展规划提供新思路。作为中国宜兴国际环保城的运营方，广东海逸环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治安对于当下环保产业的困境感受颇深。他发现，2023年，宜兴国际环保城的贸易额较上一年度下滑了约15%左右，这是环保城近十年来首次下滑。“我拿到这个数据时也觉得挺惊讶的，因为宜兴国际环保城里大多数是做配件和设备的，不光新项目需要，老项目也需要。如果这个环节都有这么大的下滑，可想而知整个环保行业应该都是比较寒冷的”。陈治安说。宜兴国际环保城入驻的大多是中小环保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可能更强烈些。而作为一家A股上市公司，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鹏鹞环保”）同样也感受到了市场的变化。董事长王鹏鹞表示，鹏鹞环保从1998年开始就做市政环保投资，竞争对手主要是北控水务、碧水源这样的大企业。近两年来，他们发现这个赛道变化很大，“很多友商都变成国央企了”。在山东群峰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看来，当下环保产业正面临三方面变化：第一，“狼多肉少”，市场逐渐萎缩，新竞争对手又不断涌入；第二，技术创新瓶颈，原本的技术路线是“欧美引进-消化吸收”，但随着国内外技术差距变小，需要转向自主创新；第三，政府导向的变化，环保工作不断深入，环保政策也在发生变化，需要企业做出改变。总体来看，环保行业当下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形势，排放标准提高、环保督察加严、客户资金紧张、大项目越来越少、提标改造需求越来越多……林林总总几个方面，都需要企业做出应对。相比于剧烈变化的环境，更令环保企业担心的是，这一变化还有可能是转折性的、不可逆的。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下称“维尔利”）总裁李遥表示，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建一个少一个，像过去那样有上百家环保解决方案公司的场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参照欧美环保市场，未来大部分环保公司将是两种模式：要么持有很多资产，要么成为小的技术公司。北京中投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婧祎也认为，环保行业已经从过去的“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未来也很难逆转。就像一个人，从青春期进入更年期，需求肯定是减少的。根据自然规律，未来我们还将进入老年期，需求还将减弱，可以想想现在的欧洲对环保的需求。“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不要50岁的年龄，非要跟20岁的年轻人硬拼，错误的心态会导致企业树立错误的目标。改变自己，顺势而为、适者生存才是大智慧。变，才是最大的不变。”她说。事实上，在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高能环境”）总经理凌锦明看来，环保行业的拐点并不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而是还要往前倒推5-6年。他表示，环保行业大规模增长是在十八大以后，大概在2017年左右到达顶峰。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陆续就有一些企业陷入困境、暴雷，有些企业的市值甚至跌至当年的一个零头。出现这一结果，也不完全是大环境造成的。之前很多企业的增长都来自于PPP，有些企业在策略上可能过于激进，项目承揽超出了自身的资本能力和项目管控能力。这些年随着PPP项目萎缩，资金投入不足，企业就进入了下行周期。虽然环保市场已经发生重大转折，但并不意味着未来预期就一定就是悲观的。相反，凌锦明觉得，中国毕竟有着14亿的人口，又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市场需求还是有潜力的，环保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高能环境早在十年前就对业务结构做过规划，希望随着国家建设的放缓，收入结构中运营、制造的比例也能逐步提升。十年前，他们的业务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工程。但2023年，高能环境的运营收入已经占到75%以上了。“预计到2024年，运营收入还将超过85%，传统的工程业务只剩15%了。”凌锦明说。李遥也表示，如果把环保产业定义在狭义的“污染治理”领域，那环保市场确实越来越小了；但如果把环保放到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污染治理做完只是第一步，围绕双碳和节能，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包括不同技术的重新组合，或者在其他领域的延伸应用，这方面的机会非常多，整个市场的空间和容量也完全不同。”他说。维尔利的技术是围绕有机废弃物处理展开的，有机废弃物处理又是环保与能源的结合，所以维尔利也希望把自己从一家污染治理企业转变成能源化、资源化的公司，这样项目收益也更加稳定，可以更多地依靠项目本身的资源化收益，而不是客户付费。王鹏鹞表示，虽然环保行业变化很大，但鹏鹞环保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现金流，运营水量虽然只有300万吨，但收益相当于别人1000万吨水量的收益，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资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鹏鹞找到了自己的精准定位。如果把环保市场比作一个大蛋糕，那鹏鹞环保其实只是一只“小蚂蚁”，它的胃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对于鹏鹞环保来讲，每年只需要把固定量的项目做好就行了。10个项目里，如果5个做好5个做坏，企业可能就倒闭了，必须保证9个半是好的才行。这样一来，企业就会变成做项目的行家，从前端的项目选择，到工程建设，再到项目运行，每一个关卡都要做得非常完善。“我们始终认为民营企业一定要把自己做强，而不是盲目做大。我们不要做中国第一大，而要做中国最扎实，那样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风险抵御能力。”王鹏鹞说。对于未来，他也认为“30·60”将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光是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量就占到全社会总碳排的2%左右，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量占比则高达17%，这里面的市场空间都是万亿级别的，想象空间非常广阔。众所周知，环保行业除了解决方案型公司，还有众多的装备制造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又该如何应对新形势？在上海世浦泰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世浦泰”）总经理郑斌看来，当前这个形势下，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深挖护城河”。同样一件事，别人做不了你能做，你就有了自己的“金刚钻”。“比如，膜堵了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堵了之后能不能让膜不被堵坏，还能做到通量100%恢复，这就是技术护城河。”郑斌说。这些年，世浦泰深耕水处理膜领域，特别是在有着较多用户痛点的MBR膜领域，通过持续多年的不断研发投入，整合全球膜技术领域顶尖人才资源，逐渐成为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相比世浦泰在一个点上做深做细、不停迭代，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嘉戎技术”）的做法则是“在一个领域做深的同时，让产品更丰富一些”，做一些延展。比如，嘉戎技术投资了一家美国的特种分离膜材料公司，还有德国的创新平板MBR膜企业。去年，嘉戎技术还完成了对以色列AMS公司的整合，它是全球“唯二”能够生产耐强酸、耐强碱、耐溶剂膜的企业。“我们有很多客户都是像高能环境、维尔利这样的工程公司，所以我们希望把自己的产品线更丰富一些，来满足这些工程用户在应用上的需求。”嘉戎技术董事长蒋林煜说。对于世浦泰和嘉戎的不同选择，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浴阳的理解是——企业挖掘护城河的方式要根据自身的特征禀赋，有的企业适合单点突破，有的企业则适合融合创新。不管怎么样，都要立足于自己的能力和基因，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挖好挖深。总体来看，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转换，过去是“机会驱动型”的增长，未来则要变成“能力驱动型”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深挖护城河，把一个细分领域真正打通打透。当你的护城河足够深了之后，剩下的事情可能就水到渠成了。水务环保行业经历了粗放式发展的上半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周期，地方政府支付能力的收缩，行业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在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产品的性能品质、性价比、解决用户痛点等在拿单中的权重相比商务关系经营会有大幅增加。郑斌表示，虽然大家都说环保行业“关系”很重要，但他现在明显感觉到，除了关系，政府、国企更加重视产品性能了。不光产品性能要好，性价比要好，服务还要好，“既要又要还要”。“千万别糊弄人，千万别觉得关系做进去就可以了，还是要让客户真正见到效果，让他用起来，将来的市场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他说。当前，很多环保企业都在寻找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但在多位企业家看来，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也要小心“避坑”。“行业里有一句话——要想让你的竞争对手快点死掉，就让他去玩第二曲线。”陈治安说，因为做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会分散很多精力，这样在主营领域的竞争力就会削弱了。李遥也认为，第二增长曲线有非常多的“坑”。原来的客户为什么不去做哪些事情？肯定是有客观原因的。所以还是要结合企业自己的现金流状况，不要对跨界项目有过高的预期。“每个公司只能赚自己能力边界范围内的钱，技术公司只能依托原有的技术、经验去赚钱，金融能力强的公司则依靠金融能力去赚对应的钱。总之公司还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相对稳健地去做这些转型。”李遥说。在董婧祎看来，中国人快速发展了30年，突然一下子没得发展了，特别不适应，所以总想创造点新需求出来。但在创造新需求之前，还是要先把好安全关，千万别把自己跨“黄”了。比如，他们原来是做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的，现在危废处置的需求少了，但降碳的需求多了，所以企业就转型做了一些水泥窑燃料替代的工作。“最起码客户没有变，技术上也没有太大的转变，风险还是比较小的。”具体来讲，第二增长曲线里的“坑”可能有很多，比如并购。凌锦明表示，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常并购失败的比例要高于成功的比例，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所以在选择并购标的时要加强调研，掌握好节奏，避免花冤枉钱。还有技术研发。虽然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但环保企业的技术研发毕竟是企业行为，而不是科研院所行为。企业行为就要考虑这项技术是不是有明确的需求，有没有人为这项技术买单，能不能通过研发马上获得经济回报。“国内很多地方确实存在客户需求，也有一些环保问题没有解决，但很可能那个地方的客户是没有支付能力的。就算你有一个相对应的技术，短期内还是不能得到回报。”李遥说。此外，国际化也有很多的“坑”。设备公司把产品卖到海外可能相对容易，但环保工程公司想要去国外接项目，则有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是各种各样的门槛，比如当地的标准、规范、法律、税务等，需要付出一个很高的学习成本。“可能你还没把学费收回来，就已经没有对应的市场机会了，而你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又不一定能够复制到其他国家。”还有政府执行力的差别。李遥表示，中国政府是一个比较有执行力的政府，但在海外，很多国家的政府并不具备这样的执行能力，容易轻易承诺一些事情，最后又兑现不了。比如垃圾焚烧项目的并网，在国内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国外就很麻烦。政府和电网之间相互制衡，想要并网还得签署一些购电协议。“一旦政府承诺兑现不了，怎样让他去履约？这就对企业提出很多额外的要求，比如法务的要求、融资的要求等。而你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承担了以后，有没有一个高额的回报来奖励你？毕竟在海外挣一块钱跟在中国挣一块钱都是一样的。”李遥说。张伟也表示，如果是设备型企业，去海外发展可以尝试“跟着国家队走”。跟随国企央企的脚步，把出海风险降到最低。说了这么多，其实还不足以概括本次圈享会的全部内容。本次CEO圈享会，埃睿迪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奇锋还带来了他对环保产业数字化的看法，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桂廷也分享了他30岁白手创业的经验。不管怎么样，能在行业转折的关键时刻，有这么一次业内交流的机会，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倾诉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有嘉宾说的，疫情三年，大家都“变含蓄了”，再加上市场情绪低落，环保行业现在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能让大家交流、倾诉，了解其他人的看法，这次CEO圈享会的交流效果就非常好。未来，中国环博会仍将继续发挥好产业服务平台的作用，持续赋能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企业发展壮大。
